缘·起2023年线下风水经典著作《葬书》的文字和段落

缘·起2023年线下风水经典著作《葬书》的文字和段落

缘·起

2023年3月11至16日线下沙龙结束后，有鉴于风水经典著作《葬书》的文字和段落，前后错乱、文理不通，我想对其重新整理一下，整理工作很容易，两天时间就完成了。整理工作完成后，关于葬书的一些问题，我一直想写一写，但是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诸行动，故而趁此机会写一写。首先，讨论一下《葬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葬书》

《葬书》简介

《葬书》是署名东晋郭璞所著的一本堪舆风水类著作。该书第一次提出了“风水”的概念，论述了一整套墓地选择需要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为后世堪舆风水学构建起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因此，它在风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民间的风水先生更奉之为风水术的圭臬。郭璞本人也被后世堪舆家尊奉为祖师。

郭璞简介

郭璞是南北朝时期，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晋书》 卷七十二有传，言其“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而且尤为详尽地著录了郭璞所撰之书：“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林》，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所作诗赋诔颂亦数万言。”

《葬书》百科词条

虽然在很多风水先生心目中，《葬书》毫无疑问是郭璞所著的，在百度百科中，《葬书》的作者也是郭璞；但是，在学术界，对于郭璞是否是《葬书》的作者，却多有怀疑和争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已经基本达成一致意见——《葬书》的作者并不是郭璞。本文首先汇总一下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然后再补充一下我的观点。

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2013年杨公三元风水宝典，绵阳师范学院袁津琥教授在《试论的作者及其成书的年代》一文中，梳理了历代典籍中有关《葬书》之著录情况。

袁津琥教授论文

《晋书·郭璞传》并未提及其曾著有《葬书》，同为唐人修撰的《隋书·经籍志》也不见收录。不仅如此，此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史志目录及唐宋两代公私书目也未有著录，也不见北宋以前的典籍中有征引《葬书》之处。

宋晁公武撰、赵希弁辑《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五行类》著录郭璞《青囊补注》三卷：“晋郭璞撰。世传《葬书》之学，皆云无出郭璞之右者。今盛行多璞书也。按：璞传载葬母事，世传盖不诬矣。璞未几为王敦所杀，若谓祸福皆系于葬，则璞不应择凶地以取祸杨公三元风水宝典，若谓祸福有定数，或他有以致之，则葬地不必择矣。呜呼！璞自用其术尚如此，况后遵其遗书者乎？”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续葬书》一卷：称郭景纯，鄙俗依讬。”

南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九《永思陵掩攒慰皇帝表》：“臣某等言：今月三十日，圣神武文宪孝皇帝攒宫掩皇堂礼毕者，稽阴地胜，陵邑天成；丘绕四蛇，居切帝鸿之畏；势如万马，允符郭璞之占。”

《宋史·艺文志》卷二百零六《志》第一五九《艺文》五：“郭璞《葬书》—卷。”

元代吴澄《吴文正集》卷十六《地理真诠序》：“余评诸家地理书，郭氏《葬书》虽不敢必其为景纯之作，而最为简当。”

元代赵汸《葬书问对》：“或问：葬地之说理有是乎？对曰：有之。然则其说孰胜？对曰：《葬书》至矣。问曰：《葬书》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传也？对曰：不可考。”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十九术数类二《葬书》：“考璞本传，载璞从河东郭公受《青囊中书》九卷，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术。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为火所焚。不言其尝著《葬书》。《唐志》有《葬书地脉经》一卷，《葬书五阴》一卷，又不言为璞所作。惟《宋志》载有璞《葬书》一卷，是其书自宋始出。……书中词意简质，犹术士通文义者所作。必为出自璞手，则无可征信。或世见璞葬母暨阳，卒远水患，故以是书归之欤? ……是后世言地学者皆以璞为鼻祖。故书虽依讬，终不得而废欤？”

通过袁津琥教授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唐以前没有郭璞著《葬书》的记载，甚至也没有郭璞著有堪舆类著作的记载，也不见典籍中有征引《葬书》之处；宋代民间开始出现了把一些堪舆著作附会在郭璞名下的倾向，到了南宋，典籍中开始出现了一些把今见之于《葬书》中的文句和郭璞联系起来加以称引的记载；到了元代，《葬书》正式被当时学者确定为郭璞所著。时代越靠后，反而越确切，显然是“历史层累”的结果。

历史层累说

清代考辨之学大兴，所谓郭璞著《葬书》之说，又重新遭到了否定，四库馆臣通过考证，结论是郭璞著《葬书》“无可征信”，郭璞著《葬书》之说为“依讬”。

2010年，山西师范大学范春义教师在《郭璞、杨筠松风水的文献学考察》一文中引用了清代丁芮朴所提出的 《葬书》非郭璞所撰的九条理由:

《葬书》非郭璞之书也，盖其伪有显然著者。《晋书·郭璞传》具载郭璞著述而不言《葬经》，其伪一。

葛洪《神仙传》亦具载郭璞著述而不言《葬经》，其伪二。

《隋书·经籍志》不著录，其伪三。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俱不著录，其伪四。

六朝以后相墓书盛行者则有《青乌子》，相冢书又有五姓相墓，不闻郭璞《葬书》之学，其伪五。

《撼龙经》、《疑龙经》，谢文节公以为杨救贫所著，书中绝不言及郭璞，亦不引及《葬经》，则为杨所未见，其伪六。

迨至《宋史·艺文志》书始载郭璞《葬书》一卷，《容斋随笔》云《锦囊葬经》为郭璞著，《读书后志》弁云：“世传《葬书》之学，皆云无出郭璞之右者，今盛行多璞书也”。然自晋以来七百年中，无人称道之书忽出于赵宋人之口，何秘于前而泄于后耶。夫古书日亡而日少，郭璞风水书独愈远而愈多。其为后人误读璞传因而附会假题璞名，盖可见矣，其伪七。

《晋书》本传所载卜葬母地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既为陆。”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既此一事，与《葬经》“界水则止”，“得水为上”之法相反，足见其为占事知来之术，非若《葬经》相其山冈风水之言。且本传明言：璞好经书，博学高才，受业郭公，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未及读而为火所焚。则青囊书何尝是风水书耶？本传又云：“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林》。”则卜葬之法亦在《洞林》书中，别无《葬书》，其伪八。

郭璞卜蓍之术与地师风水之术判然两途，郭璞虽能前知，然有一定之数不可移，地师谓吉凶可趋避杨公三元风水宝典，故《葬经》“夺天命，改神功”之说，断非郭璞所为，其伪九。

《葬书》

范春义教授认为“《隋书·经籍志》中，就有《晋书》本传失收内容《周易新林》九卷”，故而丁芮朴第一条是有问题的，并且认为“《疑龙经》、《撼龙经》皆是假托之书，丁氏第六条以伪证伪，不足为据。”“丁氏参考 《隋志》、 《两唐志》进行辨伪，比较有说服力”，也就是说范教授认同丁氏第三、第四两条。

对于第八条，范教授认为“丁氏以《晋书》所记郭璞葬事与今传《葬书》的技术对比证伪，既有说服力，也有启发意义。”范教授在丁氏第八条的启发之下，进一步分析了《晋书》本传记载的与葬事有关的两件事。

第一件是 “暨阳葬母事”

“这件事情表明，郭璞运用的是占卜之术；提及 ‘避水’，是因为惧怕被水淹这一事实，这还是传统的思想观念。”

第二件是 “葬龙耳事”

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问耳。”《世说新语》中对此事也有记载。

范教授认为：“《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宋缘·起2023年线下风水经典著作《葬书》的文字和段落，《晋书》尽管记载的是晋朝之事，但是成书于唐初，而时间反而更晚。而《世说新语》是《晋书》史料的直接来源。所以二者应该看作一条材料。”

范教授又说：《世说新语》中，该记载归入《术解》，属于当时的奇闻轶事，刘义庆也是得自传闻，而此类捕风捉影之事最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本身并不确定。《晋书》在编纂时，对于此类事件特别重视。在郭璞本传中就有很多荒诞无稽的内容……所以后人批评《晋书》“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

“从‘葬龙耳’事件本身来看，也充满了小说因素，并不能说明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人们选择风水的目的就在于为后代着想，期待带来好的运气，主要体现为升官发财方面。假如郭璞真的这样说了，而主人仅仅为了让天子问一下就轻易下葬，达不到风水择地的目的，这个理由很是牵强。”

丁氏第八条本身是很有问题的，《葬书》中所说的“得水为上”并不是离水越近越好，丁氏不懂风水，对此理解错误。故而，丁氏第八条其实是缺乏说服力的。范教授的分析，很好地弥补了丁氏的不足。

范教授又说：（郭璞）作为高级术士，墓葬问题自应在数术视野之内。但是他所用的技术手段应该是卜筮。正如王玉德推衍《风水祛惑》“辨伪条”八所言：“我们只要读读《晋书·郭璞传》及有关文献，就不难看到，郭璞在相地术方面是以阴阳学说为指导，采用卦占方法，从来不谈形势，更没谈龙穴。再看看《葬书》内容多讲形势……这与郭璞生前擅长以八卦预测事物的行为不合。”这与丁氏第九条相近。

敦煌字画文献《观音经变图卷》（局部）

范教授还注意到：在敦煌风水卷子中，据黄正建统计，一共有阳宅类19种，阴宅类11种。其中包括《司马头陀地脉诀》（S5645号）、《黄帝宅经》（P3865号）等重要风水书籍，不见《葬书》内容。

范教授还考察了汉到唐代碑志、墓志中的记录：在现在出土的碑志墓志铭中，风水术的代表人物是青乌子，而郭璞的风水事迹没有反映，《葬书》的书名没有出现。青乌子是中国风水的开山祖师，风水行当的招牌人物。尤其在在宋代之前，占有首席地位。略举五例（张同全注：原论文中说五例实际只有四例）：庾信《周大将军陇东郡公侯莫陈君夫人窦氏墓志铭》：“山形起伏，既符白鹤之祥，地势风烟，乃合青乌之气。”刘禹锡：“地得青乌相，宾惊白鹤飞。”柳宗元《伯祖妣李夫人墓志》：“子孙百代承灵福祉，谁之言者青乌子。”《左才墓志》记载：“诫青乌以瞻茔，瞰黄龙而辟卫。”

唐·左才墓志

范教授最后总结：作为广泛应用的民俗性技术，如果撰有《葬书》，而且该《葬书》的技术具有合理性，就不会出现既不见流传，也不见应用的奇怪现象。

范教授对碑志、墓志的考察，与丁氏第五条相符。

范教授认为“风水书籍的传播不同于主流的典籍，生命力在于民间”，而《神仙传》正是主流典籍之外的民间书籍，故而丁氏第二条也是有说服力的。

范教授还对李定信先生的观点进行了逐一批驳，这里不再引述。

袁津琥教授主要通过文献学的方法进行考证和论证，范春义教授除了文献学的方法之外，还对本传所载郭璞卜葬故事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还考察了碑志、墓志中的记录，比袁津琥教授更进一步。但是，两位教授可能都不是精通风水之人，都没有对《葬书》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

相比袁津琥教授和范春义教授，余格格的研究和论证则更加深入，也更加有说服力。

2016年，余格格发表《郭璞伪书考》一文。余格格首先考察了宋以前郭璞《葬书》著录情况，除了袁津琥教授文中所涉及的内容之外，还补充了更多的材料：

魏晋之时，卜地一事多遵从青乌子之说，以“青乌”指称相地术。葛洪（２８４－３６４）即言：“相地理，则书青乌之说。”又有南朝刘孝标（４６３－５２１）注《世说新语》引青乌子《相冢书》：“葬龙之角，暴富贵，后当灭门。”此后，青乌子说或《相冢书》之内容仍零星见载于《文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地理新书》等后世书籍中，新旧唐书亦皆著录《青乌子》三卷，故青乌其人其说尚有迹可循，而郭璞《葬书》则全无影踪。

今见《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葬书类书籍，其中有以“葬书”命名的《葬书地脉经》以及数种题名隋萧吉或唐由吾公裕的《葬经》，却未有郭璞《葬书》。唐代孙季邕曾奏请停废了以“葬经”命名的十余种堪舆书，如《黄帝五姓葬经》《青乌子葬经》《孔子葬经》《马融葬经》《管子葬经》《孟子葬经》《严君平葬经》《郑康成葬经》《荀氏五姓葬经》《玄英先生葬经》《孔林先生葬经》《邵公葬经》《唐生葬经》《元曹葬经》《灵龟葬经》《玉关葬经》等，亦未见到有托名郭璞者。

隋唐书志或史料中虽未记载郭璞《葬书》，却有引“葬书”内容，如《隋书·萧吉列传》：“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不知上述“葬书”专指《葬书》抑是葬书类书籍，但可以确定其所反映的相地理路是隋唐以来主流葬法之五音姓利法……

又有宋代官修地理书籍《地理新书》，在唐代吕才《阴阳书》、宋初《乾坤宝典》等著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可谓唐以来堪舆术的集大成之作。《地理新书》所征引的阴阳堪舆书及术士，虽有引《葬经》以及郭璞卜地事迹，却并未提及《葬经》为何人所著，亦未言及郭璞撰《葬书》一事。

《地理新书》引《葬经》之内容共有五条……《地理新书》所引《葬经》之内容多与五音、岁德、月德、六壬十二神相关，并且依凭五姓葬法之六甲八卦冢法布局。此与《隋书》、《旧唐书》所引“葬书”以及敦煌写卷中葬书类文书的理路基本一致，皆遵从五音姓利法，而与今天所见传世本郭璞《葬书》之相地理路不尽相同。

郭璞《葬书》论及的相地理论是关于山、水情势的选择，以大小环境、“生气”作为判断地形吉凶的标准。而隋唐以来流行的五音姓利法则是关于岁时、方位的选择术，即主要针对静态的空间布局进行时空的吉凶判断。

此外，萧吉、由吾公裕所撰之《葬经》虽已亡佚，但根据《隋书·萧吉列传》记载的萧吉相地事迹及《地理新书》引由吾公裕之说，可知二人皆以五姓法作为择葬依据，与郭璞《葬书》记载的相地理路无关。故而隋唐之际出现的“葬书”或是《葬经》，都与郭璞《葬书》没有太大的关联。

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相地理路，皆指向宋以前并未有郭璞《葬书》，亦未见当时学人论及与此书有关的相地理路，盖郭璞《葬书》于彼时尚未成书之故。

余格格又详细考察了宋代郭璞《葬书》的兴起：

郭璞《葬书》的内容盖见载于北宋末年，而其书目之著录则始行于南宋。在其出现及流传前后，宋代相地术的发展理路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段。

（一）北宋初期五姓法的延续

宋初，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的《太平御览》有载郭璞卜地之事，却未提及郭璞《葬书》。书中有引《青乌子葬书》，亦与郭璞《葬书》之理路相左。今观河南洛阳出土的北宋建隆二年（９６１）郎公墓志铭……其中提及的名词如官国、沐浴、冠带、天柱、长生、谷将等，属于五姓法中判断吉凶的三十八将，而墓地的选择方法也契合于隋唐以来流行的五音姓利法。自景祐年间开始编撰，成书于嘉祐元年（１０５６）的宋代官修地理书籍《地理新书》亦专言五音姓利法。大抵反映了宋初仍以五音姓利法作为择葬的主要原则。

《地理新书》

（二）北宋中期相地术的转变

北宋中期以来，择地术的选择发生了一些显著性的变化。影响较大者如邵雍（１０１１－１０７７）为父择地事……虽然以五姓法作为择葬的依据，却认为“葬书”中的“阴阳拘禁之说”为无稽之谈，并未完全依凭。至于司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关于宋仁宗（１０１０－１０６３）择葬一事上奏《山陵择地札子》……认为时下流行的“葬书”所言葬地、年月的吉凶拘禁多贻害世人，以致累世不葬的现象出现。此观点在其元丰七年（１０８４）所撰《葬论》中亦有阐释……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亦撰文抨击……五姓之说……认为卜宅兆应当“卜其地之美恶也”……由于五音定姓的依据纷纭、规则复杂，对葬地、时日的吉凶祸福之拘禁颇多，以致有识之士多对其诟病不已。

邵雍、司马光、程颐等人所质疑的“葬书”，正是关乎五姓法中时日、葬地吉凶宜忌的葬书类书籍。司马光、程颐二人在批评五姓说之外，提倡根据地形美恶来选择葬地的观点，反映了当时相地理路或已有所改变，不再局限于五音姓利法的吉凶规则。这点在张载（１０２０－１０７７）的记述中尤为明显……文中提及的一行为唐时僧人，《崇文总目》载其所撰《五行地理经》一书恰是依循五音姓利法，张载对此大加批判，而认为南方流行的青囊术尚有所得。观乎张载记录的南方青囊之术的葬地方法，其要旨似在于观察地气之美恶、草木之枯荣，与五音姓利法的相地理路差异较大，却与郭璞《葬书》中论及的“生气”观念及择地原则相近。

此外，张载提及的“青囊”一词原非专指相地术，由于宋人以郭璞为相地术的行业先师，如孔平仲（１０４４－１１１１）曰：“天下之言葬者，皆宗郭璞，所谓‘青囊书’是也。”故而以与之相关的“青囊”作为相地术之别称。据此可见，当时无论是南方的相地理路，还是“青囊”之名，都与郭璞《葬书》的相地原则或者郭璞有所关联。但是同时期的邵雍、张载、司马光、程颐等人皆未提及郭璞撰《葬书》一事，亦未见到以郭璞命名的葬书类书籍出现。

（三）北宋末年郭璞《葬书》的出现

北宋末年，越州山阴人陆佃（１０４２－１１０２）所撰《埤雅》一书有“《葬书》曰：‘若龙若鸾，或鶱或盘’”之语，始出现与传世本郭璞《葬书》内容近似者……然而陆佃并未提及《葬书》的作者为郭璞……但大体可见《葬书》初出之貌。至于真州白沙人许叔微（１０７９－１１５４）言“伤寒必本仲景，犹兵家之本孙吴，葬书之本郭氏，三命之本珞琭，壬课之本心镜”诸论，始将郭璞与“葬书”联系起来，并尊其为行业先师，但未能明了此处的“葬书”为《葬书》还是葬书类书籍……又陆佃、许叔微二人均活动于南方，可以肯定该地区已流传此书，但不可详知作者及卷数。

南宋初绍兴年间改定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著录了《葬书》、《锦囊经》二书，皆未题撰者。至于郑樵（１１０４－１１６２）《通志》一书，始题名《葬书》、《锦囊经》为郭璞撰，正式明确了《葬书》为郭璞所撰，反映了此书最迟定型于南宋绍兴年间……据上述种种可知，《葬书》又名《锦囊经》，于北宋末年开始流行于世，至南宋初年方明确作者为郭璞。

（四）南宋以来郭璞《葬书》的流行

自南宋以来，郭璞《葬书》广泛流传，时人多有提及。周必大……《永思陵掩攒慰皇帝表》（张同全注：袁津琥教授论文中已有论述，故此省略）……南宋杨万里（１１２７－１２０６）素不信风水之说，在与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往来的书信《答朱侍讲》中发出疑问：“然景纯《葬书》，东汉以前无有也。老先生岂亦微信其奇怪乎？”……朱熹曾因宋孝宗赵眘（１１２７－１１９４）择葬一事于绍熙五年（１１９４）上奏《山陵议状》，反对择葬沿袭五音姓利说，他所主张的观点：“必先论其主势之强弱，风气之聚散，水土之浅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后可以较其地之美恶。”与郭璞《葬书》中论及的“土高水深，郁草茂林”“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等理念契合，亦见其受到此书的影响。

与朱熹交往甚厚的王炎（１１３７－１２１８）亦言：“古书惟《狐首经》及郭璞《葬书》尚存，论地理者当以是为祖。”当时的相地书，亦不乏与此书理路契合者，如蔡发（１０８９－１１５２）所撰《发微论》一书，承袭“生气”的观念，论及山水融结、聚散，风气所藏以及龙穴砂水等，强调葬法以势聚气。《玉髓真经》一书亦专言形势，引《葬经》：“洋洋悠悠，顾我欲留。其来无源，其去无流。”与郭璞《葬书》所载内容相同。可见在郭璞《葬书》的影响下，相地理路朝着形势选择的方向更细致地发展，与年月日时吉凶判断已无相关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郭璞《葬书》一书的记载或运用多出自南方人士，如陆佃、许叔微为江浙人，朱熹、蔡发为福建人，杨万里、王炎、罗大经为江西人，大体反映了此书的主要传播区域。而五姓法仍然活跃于中原地区，影响辽、金统治区，甚至元朝仍以《地理新书》作为选拔阴阳官的参考书目，疑相地理路的转变与地域之间的地形差异有关，北方地区以平原为主，南方地区以山陵为主，地形的差异影响了对相地术的选择。而郭璞《葬书》主要的传播范围在南方地区，亦可见是书的出现、流传受到了地理因素的影响。

余格格“依据宋代以来郭璞《葬书》兴起的发展线索、相地理路的变化以及流传范围”，认为《葬书》“非出自郭璞之手，盖宋代南方人士托名而作。大致推断其成书上限不早于北宋《地理新书》成书之时，下限不晚于南宋绍兴年间。”这个论断是令人信服的。

我的补充

袁津琥、范春义和余格格等几位专家学者，主要从文献记载方面进行研究和分析，余格格更是深入到《葬书》的内容，从风水方法的发展史和相地理路的变化方面进行分析，已经深入到风水的技法方面，得出的结论也更加令人信服，即使是当今的死硬派也不得不信服。

虽然几位专家学者的考证和论述已经足够让人信服，不过我还想从《葬书》的具体内容方面再做一个补充。

《葬书》所论述的葬法，虽然以形势为主，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形势都兼顾的，而是专论“葬山之法”，书中如“占山之法，以势为难，而形次之，方又次之”、“上地之山，若伏若连，其原自天”、“丘垅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夫以支为龙虎者，来止迹乎冈阜”、“夫重冈叠阜，群垅众支，当择其特”、“山者势险而有也，法葬其所会”、“夫人之葬，盖亦难矣，支垅之辨，眩目惑心”、“葬山之法若呼谷中，言应速也”、“山之不可葬者五”等文字，全都是“葬山之法”。

山脉

在古代，风水术主要是为达官贵人服务的，平民百姓既缺乏风水的观念，也没有延请风水术士的财力，在士族和庶族泾渭分明的魏晋时期一直到门阀世家强盛的隋唐时期，则更加明显。风水术下沉到民间，是宋代之后的事情。

而古代帝王陵墓以及王侯将相的陵墓，主要有三种埋葬方法。

第一种是封土为陵的方法。这种方法起源很早，据专家考证，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春秋战国时期广泛流行，从秦始皇到隋朝，除了汉文帝的霸陵之外，所有的帝王陵墓都是封土为陵的方法。

封土为陵示意图

第二种是依山为陵的方法。帝王陵墓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是从唐代开始的。唐代的帝王，除了唐高祖的献陵、唐敬宗的庄陵、唐武宗的端陵和唐僖宗的靖陵之外，其它的帝王陵墓都是依山为陵的方法。

唐·乾陵 依山为陵

第三种是宝城宝顶的方法。这种方法从明清才开始采用，此时《葬书》早已成书并且广为流传。

明·长陵 宝城宝顶示意图

郭璞所处的时代为晋朝，那时上至帝王，下至王公贵族，所采用的墓葬方法基本都是封土为陵的方法，不可能产生主要研究“葬山之法”的风水理论。况且郭璞本身就是贵族，所结交的也都是达官贵人，更不可能去研究根本用不到的“葬山之法”。故而，主讲“葬山之法”的《葬书》绝不可能是郭璞的著作。

东晋以后，衣冠南渡，而江浙地区的地形又以山地为主，加之唐代从帝王陵墓到达官贵人的陵墓，多有依山为陵者，故而有了研究“葬山之法”的需求。但是这种方法最初也只是在多山的南方地区流传，风水的主流还是流行在中原地区的五姓葬法。其主要原因是，唐代世家门阀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而这些世家门阀都是以姓氏区分的，如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这些世家门阀都是有自己的葬地，其葬地的选择和葬法显然是以五姓葬法更为便利。

宋代，随着门阀世家的瓦解，五姓葬法受到邵雍、张载、司马光、程颐等学术大佬的批判。南宋时期，偏安杭州，其帝王葬地不得不依山为陵，“葬山之法”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自然会大行其道，而且此时朝廷中的官员也以南方人居多，这也为之前流传在南方地区的“葬山之法”上达天听提供了便利。

风水书籍中的葬山之法

综上所述缘·起2023年线下风水经典著作《葬书》的文字和段落，我认为，《葬书》中所记载的“葬山之法”这种理论大概成形于唐代的南方地区，在门阀世家瓦解的北宋时期，汇集成书，名之为《葬书》，又名《锦囊经》。由于成书于唐代的《隋书》中有《郭璞传》，而《郭璞传》中又记载了很多有关郭璞的神异之事，其中包含了两个与择地有关的故事。同时又由于唐代孙季邕曾奏请停废了以“葬经”命名的十余种堪舆书，把之前所能伪托的名人基本都给废了，故而在宋代有将风水类书籍伪托到郭璞身上的倾向，连与郭璞有关的“青囊”也成了风水书的代名词。

之所以必须伪托，而不题真正的作者，一来是这些理论本来已经存在了，在唐代就形成了，宋代只是汇集成书而已。二来也是因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十月规定：“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民间并不得私习”。其中的相术很可能也包括相地之术，其中的阴阳书应该是择日之书，而风水中也有大量择日择时的内容。

宋朝人民生活状况

而且，《葬书》所载内容并非官方理论，北宋的官方理论是《地理新书》所载的五姓葬法和阴阳宅法，既然不是官方理论，则必然是在民间传播，这就违背了“民间并不得私习”的法律规定，署名岂不是让官府来抓？故而必须伪托。而伪托的第一选择，在当时就非郭璞莫属了。终于在北宋末期，如余格格所说，有了郭璞《葬书》的出现。

结论

《葬书》成书于北宋后期，其理论形成于唐代的南方地区，其作者不是郭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