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东）《易经》中的“天理”与“天道”

（李向东）《易经》中的“天理”与“天道”

《周易》对中国人文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周易》也称《易经》他是中华文化中最古老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也是中国哲学，中国智慧的源头。

《周易》讲究阴阳互应，刚柔相济。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历经千年沧桑，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之根。”中华民族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灾难而不倾，数度遇衰而重振，不断发展壮大，根脉连续至今，是与国人对易道精神的时代把握息息相关的。

《易经》把探索宇宙的整体性规律，人与天共同遵守的法则，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其目的就是使人掌握“天理”寻其“天道”，成就大业。它启示人们:“只有从整体上，宏观上去考察认识事物，才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它不但熟练地运用了“演绎法”，而且也熟练地运用了“归纳法”“分析法”“综合法”。融权威性，知识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于一炉。具有广泛而强劲的渗透力的易学思想已经深入到诸多领域。

清代学人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易》道之大，无所不包，旁其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医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以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周易》的第一篇《乾》卦，就是以龙的生息变化来寄喻人生与世界的哲理。为什么如此呢?这绝非偶然，从五千多年前的红土梁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迄今最早的龙的工具，它表明，龙很早就是我们民族的图腾与吉祥物，以《周易》这个大道之源而生发，展开的中国文化是地地道道的龙的文化。

说到文化，我们不能不首先说到文字，文字是文化传播的媒介。

1987年春，文物工作者在山东莒县一处原始社会早期遗址中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些字刻在十尊陶器上，共十六个，经鉴定已距今4500年，有的文字涂有红色，可能是用于祭日的，虽然现在还无法确认其真正含意，但它已经具有了中国象形文字的基本特征。

据传说，中国的象形文字是一位叫做仓颉的神创造的，仓颉长着龙一样的相貌，额头上四只眼睛放着灵光，他造字的时候，天地都被震动了，天空下雨一样落下金黄的谷粟，地底下那些鬼魂也一起发出凄厉的哀鸣。纵观世界各民族的创世故事，对创造文字的场面从来没有这样大惊小怪，在他们看来，文字不过是一种发音符号而己，唯独中国，偏偏要搞的这样恐怖、神秘。

在欧洲著名的“三兄弟”岩洞里发现的野牛壁画，其纪实的风格几乎可以和现代的写实作品相媲美。而中国殷商时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饕餮是一种长着牛头的怪普)，这个牛头变形的相当历害，以至无法辩认，从这里，我们感受到的是仓颉造字时那样的恐怖与神秘。事实上，中国比较完整的甲骨文，也就是在殷商时代的遗址中发现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

这种独特的图画观和文字观，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民族心态呢?

如果我们想到中华民族文字产生之前，有一个以八卦为符号的巫文化时期，这一切就不足为怪了。八卦与中国文字有直接的承继关系，我们从现代人书写的草书“天”字( )和篆书中“水”字()中找到证据。坤字原来的写法和古易里的坤卦完全一样，同样，最早的“鼎”字与“艮”卦同，所以说“山有鼎象”。而更重要的是在以八卦为代表的巫文化中，“象”是神圣的，玄妙的，是上天意志和字宙玄机的显示，这种观念使人们不敢轻易地放弃文字的形象，只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发音来看。

从丁村人陶器上的文字雏形到甲骨文，再到籍文（大篆，相传周宜王时太史官所造）钟鼎文。我们看到文字不是向着示音示意的方向简化，而是向着象形的方向更加强化了，图象崇拜观念保留了中国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成为文化传播媒介又反过来强化传播了这种图象崇拜观念。从此，中国人在他们学习文字的时候，同时也把周易的思维模式深深地吸入自己的脑髓，因此，使得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道德、历史观、宗教观、科学、文学、艺术都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

首先,《周易》中的人文易对于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讲到哲学、我们不得不讲到中国人的信仰，在中国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本来是一种专讲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学问，但正因为它秉承了《周易》的思维模式，把天理和人事结合起来，这才使礼学成为一种宗教(例如孔庙)。

再说到道教，这种中国人本体的宗教，与《周易》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它属性以太极图为标志，以老子的《道德经》为教义。道教也保留了远古多神教的偶像崇拜。供奉的神仙之多是数也数不清的。其中既有天地自然的神祗，也有秦琼、颜真卿这些历史人物，也包括几位易学家。至于老子，则被奉为教主供在大殿正中。

中国人的神祗观念，与他的《周易》哲学思维是统一的。《周易》既然主张变易，强调人的顿悟，人的能动作用，这就大大缩短了神与人的距离，任何人只要明白了太极玄机就可以立即成仙。请看《八仙过海》中的曹国舅，前几天还是凡夫俗子，一无所能，经吕洞宾一点化，看破红尘，马上就变得神通广大，敢与鲤鱼精决一雌雄了。

物以稀为贵，神仙太多也就不怎么值钱，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奇特的宗教观念，永远介乎信与不信之间，并且功利色彩非常重，遇上事，什么神都信，逢仙上供，见庙磕头;如果没有事，什么神也不信，有时候还来点弄虚作假。被尊为一家之主的灶王爷，为了让他“上天言好事"，"不把家丑外扬”，在祭祀时，就要用糖瓜来粘住他的嘴巴。在中国，宗教界人士始终没有获得西方罗马教廷那样的尊费地位。“阿 Q正传”里那位阿Q，尽被所有人不起，但他还敢拧小尼站的脸蛋，并发出些不恭之语，他不用担心，不会被教会绑在火刑柱烧死。

西方的基督教在一千多年前就传入了古老的中国，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传教士写的普及宣传基督教的读物，其中有不少是套上了《周易》里的语言和叙述方式，当时的一些中国人也用《周易》中的观念去解释基督教。尽管如此，与易学相通处更多的还要算佛教，相比较而言，佛教在中国更为流行。

实际上，即便是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也被大大易学化了。

首先，是释牟尼位佛的形象，已经按国中的相学标准进行了再造，据说，他有七十二种祥瑞之象，将这位为天下人生老病死忧思积虑，一辈子苦修苦练了的迦比罗卫王子，塑造成宽面大耳兹眉善目的富贵闲人。在唐代的一些石窟里，索性按照《易学》里天赋人权的观点，照着女皇武则天的形象来塑造佛象，至于对释迦牟尼的弟子们，中国人则形式生义地用易学中的两仪四象的观念加以改造，有文殊骑青狮，必有普贤骑白象。四大天王也祭起与“风调雨顺”相谐音的四种兵器（佛世界的“四象”，四大天王的兵器:风——剑锋，调——琴弦，雨一一法伞，顺——蛇），从古人讲佛经的著作中，我们分明看到了《周易》思想的渗入。而做为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佛学演派禅宗，索性认为“佛”是无相的，有相即菩萨，人人通过参禅顿悟，都可以成佛，禅宗注重的“禅”语就是从思辨中求得的主体精神的解脱，求得主体与客体的完全融合，这与“易”学中的“无极而太极”的思想异途同归。

儒道两家本是“易”学之两大支派，现在又通了佛性，这就造成了中国“三教合一”的趋势。山西平遥有座双林寺，山西浑源县恒山脚下有座悬空寺，山西河曲县有座海湖庵，在这相距不到一千里的三座寺院内，都发现了佛、儒、道三家领袖人物共聚一堂的现象，这里没有十字军讨伐式的残酷与蛮横，有的却是联合国式的求同存异，宽松和谐。如果说这是信仰上的联合体的话，那么《周易》思维模式就是他们的联合基础。

我们从《三国演义》中读到诸葛亮的八卦阵，据说陆逊引兵杀到阵中只见阴气森森，飞沙走石，无法前进，只得退兵。我认为所谓阵就是战斗队列，“八卦图”很可能就是按“九官”数理关系，搞兵力分配，设想，如果按洛书九官布阵，那么故人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都会遇到儿乎相同的兵力，没有薄弱的环节，无疑是十分合理的。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双方指挥员的衣究里都装着中国的《孙子兵法》，双方都在钻研中国古代战争中的“三十六计”，什么围魏救赵，声东击西，签底抽薪，偷梁换柱等等，在这次战争的战术上的确得到了灵活的运用，如果看看去本二十六社的原文，就会发现，几乎每一计的最后两句都是周易中的卦爻辞，而且每一种计谋的形势。都可以用《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一种外象来解析。

中国的武术，已经超越了作战的实用目的，成为一种融体育，养生、性情、陶冶为一休的综合文化项目，它也与《周易》有密切的联系，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截然不同，它反对个别肢体过量运动，认为那只是“筋骨皮”的外部修炼，它法重的是人体各个部分的整体协调，精神与肉体的共振，柔中有刚的手眼身法步，所谓“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五禽戏，据说华佗创造的健身运动、它的基本动作就是模仿自然界的熊虎、鹿鹤，鹰的动作神态，达到《周易》追求的天人合一周易八卦书写法，返朴归真的境界，还有一种类似的运动，索性就是“易筋经”，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就有类似的图解，它特别注重人口鼻的气与自然之气的交流融合，可以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健肺休操。

在式术的十八般武艺中，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与太极模式相关的名词:八卦掌、太极剑、阴阳刀等

在戏剧的脸谱上。中国人又施展出把意念图象化的绝技，他们把忠诚、狡诈、鲁莽、朴厚、活泼、忧郁种种性格，用极简练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构成的图案表现出来，谁也说不明白这些图形是根据什么原则想象描绘出来的，然而谁都承认，这些图形对这些戏剧人物来说塑造的异常生动而又准确，在戏剧脸谱中最常见到的这条$曲线，我们在中国古代的图案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追溯其根源，我们可以追溯到半坡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彩陶纹样，在秦砖汉瓦墓室的古刻石中，这条优美的曲线几乎同化了一切人和动物的形象，它被研究者称为无所不在的“太极纹”

如果说，黄金分割是古希腊人留给造型艺术的宝贵遗产，那么，“太极纹”就是中国人给图案艺术宝库中留下的瑰宝。

在近代文人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戏曲中类似的重意胜于重形的传统，没有人见过黑色的荷花和竹子，但几乎所有的写意水墨画家都用浓墨拔墨来画荷叶和竹子，当年苏东坡甚至用朱砂画竹子（李向东）《易经》中的“天理”与“天道”，有人问:世界上哪有竹子是红的呀？苏东坡反问道:世上哪有黑竹子呀？这里，涉及到中国文人画家的传统的色彩观问题，他们认为墨色的浓淡变化表现了阴阳交感的各层次，就包括了一切色彩，所谓“黑运则五色俱”。唐代美术理论家张彦远认为:“图载之意有三:一日图理，卦象是也;二日图意。文字是也;三日图形，绘画是也,”可见，中国文入画家是在迫求的以图载理、意、形融合的境界，因而，他们注重的不是外形的形似，更重要的是用淋漓的墨色把荷花的水气、鲜嫩劲、挺拔的生命力，出污泥而不染的气质，清高的神韵表达出来，

近代画坛上就有两位大师把《周易》学说直接远用到创作与教学之中，他们是山水画师黄宾虹和写意花鸟画师李苦禅，作为李苦禅大师的直系传人李燕在画风上虽然另壁蹊径，而在自觉《周易》思想作画大有其父之风，李燕说中国的书画艺术并不象西方那样重视表象绘画语言的运用，而是重视意象绘画语言的运用，从古文字学上看，祖先就重意象。你看一个“见”、不要鼻子耳朵和其它，只留下看东西的眼，呈现的就是见。站立的人形头上加一横，就表示天，这都是意象，这意象观集中表现在《周易大传》中“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鼓之舞之以尽神”。刘湖在《文心雕龙》中更加明确地说:“独造之匠，窥意象而运今，可以说，《周易》的意象观乃是中华美学的核心思想，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周易》就不了解中华美学与中国一切艺术。

至于说到书法，那更是天人合一观念更加强烈的艺术。方块字本身即然被认为是大自然的图符。那么在书写它的时候理应融进大自然的气韵，花木的柔美，山川的清秀，惊涛柏岸的雄壮，雷鸣电闪的激烈，都被书法家引入自己的笔端。传说唐朝张旭，在书写他自创的狂草的时候，一定要铺纸于地、脱光了鞋，运足了气，高举大笔，连呼带叫，狂奔疾走才能写得。清代傅山的草书气韵相连，主观色彩极浓，据说他的名言是“宁歪不正”，王羲之的《兰亭序》是行书绝笔，万古流芳。可以想象，古代书法家们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之中把自己的精神与自然融为一体。

书法家写字象舞蹈，而中国传统舞蹈也同样受着太吸图式的深刻影响。中国舞蹈讲究“以腰画图，以类阴阳;以手画圆，以拟四象;以脚画圆，以拟八卦”，舞蹈研究家周冰认为，中国古典舞蹈的队形、舞步、舞姿、形体曲线甚至呼吸表情无不体现了《周易》的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中华风韵。

舞蹈是这样，音乐更是如此，在周易纳甲系统中，五音是对应五行的，是上天宇宙和谐的声波符号，从古编钟、古石磬和古筝的外形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天圆地方，古人的确是把音乐活动上升到是否与字宙同步的高度来认识的。孔子听了古乐，曾三个月不知肉味，了俞和伯牙为一首合奏没有完成而抱恨夭亡。早在汉代，就有京房著《律学》利用《周易》的六十四卦创造了六十律，并运用《周易》学说阐述迷乐理，奠定了中国古典音乐的理论基础。在这方面，中国音乐也同样走上了条独特的道路。

艺术如此，文学又怎样呢?

《黛玉葬花》这段出自清朝落魄文人之手的抒情戏，也经成为中国文坛公认的千古绝唱，多少中国文人在看这段戏时唏嘘感叹，滑然泪下，然而，对于外国人来说都委实有点莫明其妙，他们难以理解，几朵飘零的桃花，一坯寻常的黄土，怎么能寄托那么多的悲伤，他们也品味不到，这位姑苏美人多热善感的性格和居往的“潇湘馆”这个字，与那些挂着露珠的竹子之间有什么微物的协调关系（电影《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的性格与片中的“落红成阵”“潇湘竹泪”总休协调，体现了传统文化“天人合-”的境界）。

类似的例子在古人诗文中比比皆是，由竹子想到气节，由松柏想到耿直，由清风明月想到人生的淡泊，由塞外的飞沙，想到报国的雄心，甚至由“云”和“雨”想到两性关系。中国文人这种过于丰富的想象力，是象形文字赋予他们的，也是“天人合-”的《周易》思维模式赋予他们的。在中国人看来，字宙是人格化的，人身是小宇宙，人的喜怒衰乐与自然界的风云雨雪，山水草木的生姿动态，气理是相通的。

正因为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造成了中国诗歌特有的意象表达方式，在中国古诗词中，中国象形文字本身就具有的那种造型能力与感性色彩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往往短短十几、二十几个字就能勾画出一幅非常美妙、协调的图画，表达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多元的艺术意境。“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红酥手，黄藤酒，满园春色宫墙柳”，“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两个黄鹂鸣翠柳”等。写愁而不言愁，写情而不撒情，见著笔端的只是风花雪月，使人感悟的却是深深的人生体察，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诗歌进一步的发展，四字句的形式被逐步会舍了，而《周易》象数理却进一步发展了。古代的格律体七言诗就是典型的代表，以七律为例，每首八句，两两成对，上下句平仄相反，中问四句还必须是对偶结构，词意相连，词性相同，而音调相反，虚实相映，可以毫不过分地说，这是硬逼着诗人排八卦阵。但是，由于中国的象形文字丰富的表现力，这诸多的苛刻条件，不但没有柬缚诗人的创造力，相反提供了他们施展才华的独特的天地，一千余年来，诗人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律诗，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读来琅琅上口，音乐之美和文辞之美，融合的天衣无缝。

中国艺术中的阵式美，表现了中国人对宇宙总体精神的追求，为了这种理想化的追求，文学艺术字往往舍其形而有其意，给作品输入更多的主观色彩。重意而不重形，追求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形成了中国文学艺术的显著特点。

应当指出，这两个特点，正是现代世界艺术的发展方向。

现代美术划时代的巨匠毕加索的《少女象》同时画出了她的正面和侧面。其实，这种多方位观察表现的“立体派”艺术观早在中国古典山水画中就有体现。那种居八方而观中宫的《周易》思想产生了中国绘画的多点透视法。苏东坡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实在说的恰如其分。

在毕加索和马蒂斯的笔下，又出现了纯用黑白色创作的简约画，马蒂斯认为是东方画风挽救了西方近代绘画，看来龙的文化中，的确有许多大可开掘的珍宝，而要开掘它，你能忽视作为精髓的《周易》思维模式吗？

让我们看一看，在旧中国一个普通人的婚姻仪式，要受多少阴阳八卦的影响按照《周易》的观念、男女结婚是阴阳交合的大事，那么第一位要做的就是看一看他们是否有交合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的生辰八字。据说八字一确定，一个人一辈子的婚姻、事业、财运、是否克夫克妻克父母，是否多子多福就都确定了。

婚婆为男女双方看姻缘，头一件就是交换庚帖，也就是审生辰八字。如果双方生辰八字中反映的金、木、水、火、土彼此没有相克、相冲、相害的成份，那么婚姻就可以定了，如果有，那么这次婚姻就要告吹。决定婚姻的另-个要素是属相，非常奇怪，这十二种动物里有老鼠而没有猫，也许是用那个与它形象差不多的老虎代持了。十二种动物中有龙而没有凤，也许是用比它率贱得多的鸡来代替的，看来它的创造者是有意地回避了直接的冤家对头，可即使这样，还是存在相生相克问题，所谓鸡狗断头婚，龙虎不相容，猪猴不到头，"蛇盘兔，必定富”等等这此俗语，其实其根据还是五行的相生相克。

不论是送庚帖，还是正式举行婚礼，都必须择所谓“黄道吉日”。说到吉利的日子，用三六九者和它们的倍数为多。“三生万物”"叁天对地”是说明数字有相对的尊卑，奇数为天数，偶数为地数，人们常说“神三鬼四”“桃三杏四”，如果遇上什么不论不类的事，就说“不三不四”。

在《周易》的数字观念中,“六”是老阴之数，“九”是老阳之数，凡“六”和“九”的公倍数为阴阳交合之数、就更加吉利，所以十八、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等数字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特别多见;在中国各地的旅游点，一百单八蹬是最普遍的台阶数;《水浒》里梁山好汉也是一百单八将，《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七十二变，猪八戒也有三十六变。现在逢“三六九”这些日子，前往登记结婚和举行婚礼的人们依然看中这个好日了

早在战国时期，就有王朝更迭，是“五德交替”的流行看法。《吕氏春秋》说:“黄帝时是土德，尚黄色;大禹时代是木德，尚绿色;同样道路，两汤取代大禹是金克木，尚白色;周文王取代商朝。是火克金，尚红色;取代周朝的必将是一个以水德克火德的王朝，将尚黑色"其实这一成也不奇怪，《吕氏春秋》的作者吕不韦就是秦国的宰相。

可惜这种理论，很快就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秦代未年，刘邦揭第而起，起义的时候曾斩了一条白蛇，为了给夺取政权造舆论，他就借此编造了一个夜里梦见赤帝子杀了白常子的神话，同为时他参加的楚军来有南方，南方属火，为红色，秦国在西，西方属金，为白色，所以说赤帝子战能了白帝子，可是这舆论没有考虑则全，刘邦一当上皇帝，问题就出来了，秦朝就然是水德，取代它的汉朝应当是土克水，尚黄色才对，为自圆其说刘邦发明了一个“润朝”的说法，就秦只有在位了十六年，只能象闰月那样，算个“闰朝”，自己才是正宗的水德代表，这样赤帝子变成了黑帝子了。大概因为这种说法实在太勉强了，他的儿孙即位后，曾经组织了一次讨论，马上有人提出应当改称土德，流行黄色，另一派则反对（李向东）《易经》中的“天理”与“天道”，最后只好不了了之。尽管如此，这样观点仍然很流行，三百年前的李自成起义，谋士宋献策认为，朱明五朝也是一个尚火德的朝代，取而代之也要用水德。李自成认为，水是兰的，所以闯王部队衣服是蓝色的，旗帜军帐也是蓝色的，后来他果然攻下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上了吊，他把自己新立的王朝叫做“顺"，也是顺天承运的意思。然而，李自成犯了一个错误，按照五行的正宗观念，象征水德的不是兰色，而是黑色。从易学家的观点看，也许正因为这个失误，李自成只当了三天皇帝，就被撵下了台；新王朝主人尽管不是汉族人，但他们的易学知识却丝毫不差周易八卦书写法，他们自命为明朝的正宗继承人，他们的确是把王公大臣们的服装的主调定成了黑色。连他们的国号“清”也有水的含义。

只有皇带是个例外，历朝历代都是黄袍加身，这也源自《周易》的模式，六爻中的第五爻称为君位，在洛书中，五的位置在中，属土，土生成物，五行中只有土有原生之德，皇帝是天地之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易》中象征地的《坤》卦第五爻中明确的写道“黄裳，元吉”，所以，皇帝理所当然地穿上了代表土德的明黄色。再看皇帝登基时穿的礼服和古怪帽子上的方块“冕板”也是象征“土”之方。他的礼服上绣着暗合地支的十二纹，号称“社稷地理衫”.

说到吃饭，中国人的讲究也是登峰造极、酸、甜、苦、辣、咸五味相生相克，造成了蔚为大观的菜肴系列产品，现在中国的饮食文化已.征服了世界，请注意他们成龙配套的组合方式，在餐桌上与菜单上，我们看到无数八卦模式中熟悉的数字与名词，“阴阳鱼、太极羹、三鲜、四喜、五香、八宝”等等，筷子，这种中国人最平常的餐具，按常理说，它切不如刀，戳不如叉，这就是“无可”罢，但实际上是“无执”，无执故无失，无可无不可。筷子这两极小圆棒却具备一切功能，夹、切、叉，戳等手法，视食品临时决定，中国人这用的神出鬼没，精妙绝伦，吃遍天下都不怕，中国人似乎对它很满意。在一张饭桌前、西方人在用刀叉分制，东方人在用筷子和合。小小的餐具也漫不经心旅展示着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差异。

其它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兵马俑出土的秦铜车马周易八卦书写法，车身圆顶方身，象征着天圆地方。再比如买东西花的钱币，自从秦始皇统一币制，以后历朝历代的链线儿子全是外圆内方，也是象征天圆地方。

甚至到玩麻将，也是处处体现了《周易》的思维模式，在小小的牌桌上，四象化为四方城垒，东西南北风象征天道循环，骰子六面象征六爻，以二、五、八为中心，搞三三组合，这和《周易》中的卦象的尊卑解释完全一致、从对各种程式化的排列，选择中得到乐趣，非常微妙地与中国人的生活与心理状态达到和谐，正所谓“牌桌小世界"，“世界大牌桌”。

最后，简单谈下中医，医圣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为太医”，中国古代医学可以说是《周易》的直按产物、古代的医学典籍几乎谈医必谈易，医即是易。《易》学中的内丹学派则是谈易必谈医，易即是医,《易》学中的阴阳五行被中医学全而接受，并发展出了气血运行和辩证施治的理论，成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这部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医学专著，同时也是一部《易》学读物，五行与阴阳在这本书里已经融合得如胶如漆，难分彼此，尽管这样,《周易》仍然可以说是《内经》的基础。如果你不懂得《周易》体系，那么这本医书你读不大懂或者理解得不深刻。在《内经》里，它并不把得病的原因单纯归于外部邪气的入侵，而更主要的是人体内部的气理运行与宇宙环境的气理没有正常交汇，或者是内部气血运行受到了围滞淤结。否则，人自身是完全有力量抵御外部邪气的，医生的治疗只是为了调养人内部的“中气”，据说，调养中气这就是“中医”的“中”字的真正含义。

《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学说是传承了炎黄文明的五六之律，凝聚了皇帝时代的文化精髓，是黄帝文化的活化石。我们现在所有古文化的载体中间，如四书五经《道德经》等没有哪一个这样完整保留《太极、两仪、四象、三生万物、三以后到六、六以后到五、到十二律、到六十甲子》，这样完整的对自然规律把握的内容，只有中医学的《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五运六气，不懂五运六气《黄帝内经》是读不透的。只有以《黄帝内经》为基础理论渊源的中医学才能成为打开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

《周易》作为古老的东方哲学，自然观是直感的、质朴的，它对中国人文思想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也给处于困惑中的当代科学家们以新的启示;目前，更多的科学家认识到推进科学新的发展必须从思维模式上来一个突破，而实现这种突破，太极图式将发挥更大的启迪作用。

虽然如此，这们仍没有必要将《周易》过于神秘化，尽管它与许多新的科学发现暗合，这只不过说明以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指导的经典科学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致，进一步的发展要求科学家从思维模式上有一个新的突破，需要从东方先民的聪明才智中汲取营养;正如人们在没有发现原子裂变时将轴矿石随意抛弃，而在今天又重新提炼运用一样,《周易》思想在一度被丢弃也是历史的然，阴极生阳，物极必反，这也正是《周易》本身的一个根本观点,《周易》是铀矿，但毕竟不是原子能反应堆，这一点是我们必然要明白的。

弘易轩主李养元，号：蓝关易仕，男，1958年生，陕西蓝田人，中共党员，资深餐饮管理人。自幼喜爱文、史、哲，一九八九年开始研习易学，师从白学明、邵伟华，主修术数、六爻、八字、风水。现任中国易学协会西安分会会长，原西安周易研究会理事，三秦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易刊》杂志专家顾问，陕西省华夏文化研究会风水文化研究中心特聘专家，西安市牛兆濂文化研究会理事